我的母親父親，一直住在台灣，也在近十年內各開過一次刀。
我相信，我的父母絕對不是台灣的少數案例，這樣類似的就醫治療情況，想必有一定數量的存在。所以，在討論「喬病床」的問題時，這類的「占床位」問題也該納入討論。
第一次的開刀，醫生本來要我當天就回家休息，但因為術後麻醉藥讓我不舒服，醫生決定留我在醫院待一晚觀察，第二天早上醫生表示根據觀察和檢驗報告結果，我的狀況很好，沒有任何問題，可以出院回家。
只是，同時，很多人又期望立法委員跑紅白帖和做喬病床之類的民眾服務。然而，請想想，一個人的一天就是只有二十四小時，扣除休息、和家人相處的時間，一般人大約工作八到十小時。就算立法委員一天工作十二小時，他們怎麼可能一直跑紅白帖、做喬病床之類的民眾服務，又能維持有品質的問政和制法修法的工作？
觀念的改變，從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因為它是種習慣、做事的方式、思考的邏輯，支配著一個人的言行和生活方式。既有的觀念有熟悉感，讓人自在自信。所以，要人聽聽不同的想法，改變錯誤觀念，嘗試新的好方法，就很需要時間來不懈努力。也因此，就不必說是要挑戰、改變一種社會的習慣文化和普遍的想法觀念，絕對需要擇善固執和不放棄的努力奮鬥精神，方能促使社會的進步。
內容來自YAHOO新聞
第二次的手術，因為我一醒來就只是感到虛弱和極度飢餓（禁食近兩天，快餓扁啦！），吃完醫院提供的「冷」三明治和果汁，醫生就讓先生帶我回家。
不過，一些電視節目在這個「喬病床」議題上的討論，不著重在制度與民眾就醫觀念等問題的探討，反而強調這是立法委員該做的「關心、幫助和服務」弱勢的責任，而且拒絕做這樣的關心選民服務，未來就是會選不上立委。
新聞樂天拍賣來源https://tw.news.yahoo.com/-043134070.html
在專重醫療專業判斷的想法下，我的確一點都不認同自己父母所做的事，尤其他們堅持在醫院多待幾天的時候，都已經會到醫院旁邊的公園散步，為什麼要這樣占一個床位呢？
很多人在看過黃國昌、徐國勇、林昶佐等一些新科立委的立院質詢影片後，喝采不斷，並表示有程度和認真的立法委員就是不一樣。
只是，父母的錯誤想法和堅持，即便子女試著解釋、說道理，他們執意如此做，子女也無法強迫他們依照醫師建議的時間出院。無奈之外，還能如何呢？
「生病」了找「立法」委員？
他們所經驗的程序，除了直接掛號見專科醫師，其他部分和我的美國經驗都是一樣的，不同點是在開刀後。
難道「生病」了要找樂天 jp「立法」委員不是既奇怪也是可悲的事情嗎？
如果病人需要進醫院治療時卻沒有病床，不去了解是什麼因素造成這種狀況，也不思考可以怎麼改善這樣的情況，只是停留在靠立法委員和一些有權有錢有名的人去關說（不好意思，他們說這不是關說，是做好事！）「喬病床」。請問：這是一個追求幸福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的國家，該有的面對與處理問題之態度和方法嗎？
台灣樂天市場我的母親則是在開刀後約三、四天，醫生說可以回家休息了，她卻堅持要多待在醫院幾天，原因有二：一是覺得比較安心，二樂天市場是可以多領一點私人保險醫療補助金（保險業務員教的）。因為她和父親的堅持（當然，他們只說第一個原因），醫生讓她多待了幾天。
一個有程度內涵的質詢，需要認真學習、研究和準備。更不用說，要制訂或修訂各項與國家民眾密切相關的法案，不需要花時間去收集資料、和相關專業人士、民間團體等開會交流獲取資訊，集取想法和建議嗎？
生老病死，誰能例外？我自己，一個四十出頭的女子，就經驗過兩次開刀。
事實上，認真在職務的立法委員應該是透過監督、改變或改善制度來創造大眾的長久之福，而非專注在個別私人的需求服務。因為，建立和監督制度與不斷地討論和修改有問題的制度，才是一個國家能夠越來越文明與進步的重要關鍵。否則，一個國家裡有一些人常要悲苦流淚求找有力人士幫助，以及高社經地位者總是較容易獲得社會資源之好處，這樣的國家，如何讓人感到安全、平等和幸福？
這兩次刀，都是在紐約實行的。沒有特別緣故，就是因為和美國人結婚樂天市場購物，住在紐約，終止台灣的健保，在紐約加入先生的眷屬醫療保險。
就像，我很清楚自己父母的性格和想法，要試著改變他們一些醫療觀念，可說是緣木求魚，但是，為了他們好和社會的好，我從沒放棄任何可以順便說教的機會。終於，愛逛醫院診所和不依醫師指示服藥的母親，有稍微的進步。是的，就只有一點點的進步，但是，就是進步了啊。
這就是為什麼這世界上，總有人永不放棄地奮鬥到最後，因為他們都堅信：只要努力就一定有希望、會進步。
兩次開刀都是某天自己發現有問題，打電話預約見家庭醫生，醫生問診之後，轉診給專科醫師，專科醫師診斷後，再送相關檢查，確診後，就訂開刀時間。
最近的健保、醫療等議題的討論，實在精彩，各專業領域之人士提供國內外實務經驗與學術觀點，讓人對台灣的醫療情況有更多的了解和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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